综上可知，德国宪法学界以及法院判例对于概括性人权保障条款与明定自由权条款之间的关系并无定论，存在着相互矛盾的两种不同的学说与立场。
[53] 黄宗智等，见前注[32], 第143-159页。学者在控制权视角的研究中虽然希望超越从单方面的意愿或设计来认识央地双方博弈的结果，但实际上即便关注地方的利益、信息优势、应对策略，目的仍然是考察中央的意愿能否实现。
（六）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19] 郑毅：作为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基础的委托-代理理论，《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5年第1期，第7-12页。[29] 张静：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自治单位——问题与回顾，《开放时代》2001年第9期，第5-13页。如《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国发（１９９３） 第８５ 号］规定：按照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合理确定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35] 关于赋予他人选择机会的时候所体现的强迫，见David Zimmerman,Coercive Wage Offers, Philosophy Public Affairs, Vol.10, No.2, 1981, pp.121-145. 另见Robert L. Hale, Coercion and Distribution in a Supposedly Non-Coercive Stat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38, No. 3, 1923, pp. 470-494; Wesley Hohfeld, "Some Fundamental Legal Conceptions as Applied in Legal Reasoning", Yale Law Journal, Vol.23, 1913, pp.16-59. [36] 由于部门利益驱使，党、政、军机构，甚至国务院临时办事机构等都开始争相设置专项项目、经手项目的具体实施和运作。
自从财政部2000 年颁布《中央对地方专项拨款管理办法》( 财预[2000]128 号)之后，各主管部委同时被正式赋予了参与分配中央转移支付资金的权力。这让中央政府各个部委意图的一贯彻实现，但同时也极大地压缩了基层政府的选择空间。合宪秩序不仅表现为程序上的一致性，而且要求法规范必须与基本法的价值秩序相吻合，而处于基本法价值秩序核心领域的乃人性尊严，最小程度的人性尊严意味着人格的本质不受侵害——即个人不受限制的精神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自由，由此便确认了每个人不受侵害的终极的人格自由领域，以对抗公权力的侵扰。
综上可知，德国宪法学界以及法院判例对于概括性人权保障条款与明定自由权条款之间的关系并无定论，存在着相互矛盾的两种不同的学说与立场。参见莊哲维：《相当性原则在宪法解释上之运用——法学方法论观点的考察》，台北大学法学系硕士班硕士论文，2005年7月，第85——93页。由此可知，在未列举权利的证立过程中，如果限制条款为规则，那么推定新权利的难度就会加大，因为这一过程中需承担形式与实质两个方面的论证义务。[14] 按照这种观点，概括性人权保障条款乃是一项补充的、独立的特殊自由权，《基本法》第2条第1项的规定成为基本权体系中增补性的概括自由权。
对于同一行为，宽构成要件可能将其纳入基本权的保护领域内，因此必须与限制条件进行衡量、审查国家对该行为的限制是否具备违宪阻却事由，方能确定其最终的法律效果。这些原则并非在内容上为规则的效力提供实质论据，而在于为规则的效力提供形式上的依据，因而被阿列克西称为形式原则。
在一些较为复杂的案件中，如果某个明定自由权只能涵盖部分案件事实，那么除了适用该特殊权利规范以外，尚需运用一般自由权条款予以补充。从而使得在字面上十分空泛的一般行为自由受到了多个层面的社会制约。按照阿列克西的解释，即使是某些表面上似乎显然不受保护的情况，也可用人们具有依其所愿作为或不作为的初步权利之标准予以解释纳入权利规范领域，而后可通过与限制条件的衡量确定其最终效力。[57]从一般人格权可以推导出各式各样的特殊的人格权，在法律适用过程中，法官应首先选择适用法律或者判例已明确规定的特殊人格权，如果欠缺可资适用的特殊人格权，方可使用一般人格权条款。
如果仅将第二条第一项之人格自由发展、一般行为自由视为与列举基本权相并列的权利，此保护领域只能视为对未列举基本权规范领域的概括。[18]内部理论反对就构成要件与限制条款之间作明确的区分，认为基本权保护领域自始即有明确的内容，外部理论所称基本权的限制条款实际上是基本权规范领域的界限，即基本权的内在限制。依据该理论，即使采用外在理论，适用基本权规范时，仍必须探究基本权规范领域的内容为何，其所关注的焦点并非基本权的外在限制问题，而是基本权初步保障范围的宽窄。法官主要依靠基督教教义中的道德概念或者其他道德法典上的观念来解释同性恋与鸡奸行为超出了《基本法》第二条第一项的规范领域。
纵观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诸多判例，《基本法》第2条第1项中权利构成要件的规范领域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具体权利： 1.作为基本权主体的个人之行为、状态与法律地位的保障。在这个体系中，一般自由权条款一方面是人性尊严原则的具体化，另一方面又作为其他具体基本权的母体而存在，因而占据着核心地位。
个人的自我决定权还可延伸出基于自觉意识而为法律上重大的意志声明之权利，这项权利体现在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刑事庭拒绝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使用测谎仪的案件中。[35] （三）《基本法》第2条第1项的限制条款部分 按照基本权的原则论证模式，《基本法》第2条第1项的构成要件只是初步划定了一般行为自由的宽泛规范领域。
因此，除了在诸如禁止纵火和禁止非法侵入民宅等个别案件中，法院很少直接使用这一限制因素。[26] 本文关于宽构成要件理论与窄构成要件理论的阐述，主要观点均来自于阿列克西（Robert Alexy）的学说，See Robert Alexy , A Theory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 translated by Julian River, Oxford ,2002, pp.201—217. [27] 参见李雅萍：《概括的人权保障——德国《基本法》第二条第一项与我国宪法第二十二条之研究》，台湾私立辅仁大学法律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5年6月，第165页。阿列克西所称的形式原则，是指由合法权威制定的规则应被尊重或无特别理由不得偏离长期被遵守的实务上的见解所要求的尊重立法机关决定与判决先例拘束力之理念。据此，并非所有生活领域内的一切人类行为均属该规定的保护客体，只有当侵害到行为自由的最低限度时，才能包含于《基本法》第2条第1项的规范领域内。本文的目的在于：结合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诸多判例以及宪法理论学说，对德国《基本法》第2条第1项的地位与功能、规范结构与规范领域等问题进行梳理与分析，其中关涉到论证基本权利的原则权衡模式、基本权利的构成要件与限制条件等尚未引起国内学界充分注意的理论问题，以期推动此领域的研究与探讨。1．内部理论与外部理论之分歧：规则论证模式与原则论证模式 内部理论以传统的规则论证模式为基础，将基本权规范视为法律规则，而外部理论则基于原则论证模式，认为基本权规范具有法律原则的属性
1559 年，他的助手梅兰西顿（1497～1560）起草了一份符登堡的学校法规，要求每个学校建立一所本族语学校，并强迫儿童入校学习。当意思表示是对未成年子女作出时，其到达父母一方即可。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教育未成年人是为了服务于社会，即达成公共的善（public goods）或者从儿童利益的角度来论证父母权利，这就很难说父母权利具有基本权利的性质，因为这就将父母权利看作工具性了。针对此种观点可能的反驳意见，即一个人对某物享有利益，并不意味着他对此就享有权利，两位作者进一步分析，一旦这种利益不仅是出于渴望或者热情，而是相当重大（weighty），大到有助于实现他的幸福（well-being）或者兴旺（flourishing）时，那么就应该承认从这里产生了一项权利。
考虑到小学开学不久，在一个班级中增加一名学生，也不对学校造成过渡负担，也不违反班级最大名额例外的规定，因此准许签发临时处分命令，要求该小学接收申请人的孩子。在《睿智的父母之爱》中，他一开始就讲了育儿首要的任务就是从小培养他们的责任感，那么父母也应该具有强烈的道德责任[41]，指出了父母接受育儿教育的必要性。
[56]这说明了择校还是有正当性基础的。保障家庭的原因在于，家庭为未成年人的抚养和照顾承担了主要责任，也相应地减轻了国家负担。禁止对子女采用体罚、心灵伤害或者其他侮辱性措施。将父母权利理解为个人权利，同时还会反映到父母承担的侵权责任中，即对未成年子女侵犯他人的行为，父母是承担个人责任还是连带责任的问题。
监护权是英美法上的概念，在范围上比亲权广泛，也被我国采用。在二审中，高等行政法院认为，汉堡学校法第42条第7款在解释上有一个难题，就是法律规定的三个考虑因素在文字上没有先后顺序，而且是否上过学前班没有写在法律条款上，这确实表明了学校有较大的裁量自由，但是从这一款的立法史来看，当时讨论中确实考虑了学前班和小学之间的紧密关系，而且这一紧密因素在现今日渐重要，不排除以后入法的可能性，此外在那22名因为有兄弟姐妹而被录取的学生中，其中有20名也是曾经在该小学上过学前班的。
[38] 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有权根据他们的宗教或信仰，并考虑到他们认为子女所应接受的道德教育来安排家庭生活。他们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儿童属于公共财产或者公共物品的范畴。
[25]这种在根本上将父母权利视为个人权利同时在行使上又带有共同性的观点，首先反映在德国民法典第1629条未成年子女的代理中，其第1款规定：父母照顾包括未成年子女的代理。这里首先有必要提及宪法上的未列举权利。
这主要是以中国宪法第33条第3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人权条款）为基础，并将第一种和第二种论证中的文本解释和法理思考结合起来，由此得出的一种论证思路。在十六七世纪后，童年的概念普遍被承认是存在的，只是事物自然法则的一个特点而已。改革开放前，全国青少年犯罪人数在青少年总人数中为0.3‰，而90年代以来，已上升至3‰，提高了10倍。第二种是人的尊严概念指引下的认定方法。
摘要: 家庭教育权是父母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经历了一个从无权利状态到私法权利再到基本权利的过程。2010年7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发[2010]12号）中明确提出了制定家庭教育法律的任务。
亲权（elterliche Gewalt）是大陆法系国家中的一个典型概念。从德国的情况来看，联邦宪法法院认为，依据基本法第7条第1款，学校的组织划分，教育体系的结构确定、学习过程中内容和教学上的规划、教学目的的设定，以及如何判断学生能否达到这一目的，都属于国家教育权的形成范围。
这样做的结果导致了平均纳税水平下降，反而更刺激了私人教育的发展。他首先分析了基本法第7条第1款的含义。
